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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它不喜欢讲话，只在人们熟睡时，抽出一枝又一枝嫩绿的新芽。我是在这片新绿的簇拥下离开俄国的，带着我的包袱，里面装有我的全部家当：半小瓶烈酒、只剩五根香烟的香烟盒，97卢布和一个首饰盒。
俄国的四月仍然透着寒意，虽不至于裹得鼓鼓囊囊，但依旧不能穿的太轻便。自从布尔什维克党彻底接管这片土地，我就不再听见乒乓的枪响、悲伤的哀嚎，或者渡鸦的鸣叫了。上个月寄去德国的信件，前不久也收到回信了。没有人想到我还活着。罗莎给我寄了一张车票，还在信中叮嘱我回程的时候注意安全。
临走前，我最后看了看这片装载着无数回忆的土地，晴朗的天空明净如常，像是一颗珍稀的蓝宝石。
啊，蓝宝石。一个让人憧憬且回味无穷的词。
我刚到俄国时，这里的天空也是如此澄澈，它像马祖里湖的水一般的幽静，又像维斯瓦河一般流淌的灵动。
后来，马肯森军队集群撤离了华沙，他们没能成功带走我。因为当时我的腿受了伤，而俄军的突袭又太过猛烈——像是在报复先前于坦能堡的失利，火光从维斯瓦河的一边亮起，响彻整个伊万哥罗德地区。俄国人的声音越来越近。
我没想过自己能活下来。但是我那时候还很年轻。我在柏林有一个温馨的住处，有我收养的两个孩子，他们还在等着我回家。暗色的血液源源不断地从腿部的伤口沥出来，疼痛早已被麻木的感官屏蔽，毫无知觉。我抬头望着天，喃喃自语：上帝啊，我还不想，在这时候死去。
铺满青草的土地传来军靴踩踏泥土的声响。我闭上眼睛，为我的生命开启最后的倒计时。维斯瓦河的风带来河水淡淡的腥味，十月的华沙用它的寒凉轻吻我的鼻息。然后，枪上膛的声音传来，是夺走我无数同胞生命的纳甘左轮。我的心跳得很快很快，可我仍然紧闭着眼，等待那漆黑的枪口迸发出火光，等待子弹穿透我的头颅，飞溅血花。
然而他并没有立刻开枪，只是用德语命令我投降。我还是没有张开眼睛，我不想成为一名俘虏，我知道那只会让我更加痛苦。我在心里默数着时间。我想，罗莎上次说要给我准备的礼物会是什么呢？今年没有陪雷泽过生日，他会感到失落吧？我想，再见了啊，这个美丽的世界……
“您不想活吗？”他突然用德语问我。
闻声，我终于愿意睁开眼睛去看他。他戴着帕帕克帽，一缕墨蓝色的头发从中露出，皮肤是一种如雪的白。他黄色的眼睛盯着我看，一把漆黑的纳甘左轮握在他的手中。
我没说话，只是抬起了手臂。一般来说，想要求生的人这时会慢慢举起双手，趴到地上。而我的手直奔着他的枪去了。为了防卫，他一定会开枪。
可是他仍然没开枪。这让我的动作也迟疑了起来。在我即将碰到枪时，他忽然缩回了手。他用那双黄眼睛盯着我腿部的伤口，然后用俄语说了几句话，我没听懂。
后来，我被送到了华沙城内，俄国人对我的伤口做了简单的处理，之后我和一群战俘一起，被送往位于察里津的集中营。
直到坐在押运的装甲车上，我还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在这种前线异常吃紧、医疗设备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俄国人怎么会好心地给我处理伤势呢？在一众多少都落了伤的同胞中，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然而这时候，我倒突然冷静下来了。我还活着，从俄国人的手中。我突然感到一阵没由来的后怕，那把纳甘左轮的枪口，那样细，那样纤长，只要手指轻轻一勾，就能要了我的命。可我还活着，因为俄国人那虚假的仁慈。我从东欧的沼泽中汲取到救命的一丁点氧气，寒冷让我的喘息粗重，我是那样的想念我的家乡。
可是察里津的集中营是一个崭新的泥潭，枉死的灵魂把我留在那里。即使腿部的伤口还未痊愈，俄国的军官却不会因此优待我。我们被叫出去，在察里津寒冷的清晨，按照命令站成一排，听集中营的长官训话。
“你，站直。”说话的是一个大胡子军官，他的眼睛瞪起来很圆。我的腿站立时，伤口受重力挤压，疼痛难忍。可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我还是咬着牙控制身体。
后来时间久了，感官有些麻木，也就不那么疼了。我甚至还能拖着这条受伤的腿，背着几十斤重的木材走上好多路呢。管理我们的俄国军官非常粗鲁，动辄打骂。伴随着入冬，俄国寒冷恶劣的天气也成了另外一种酷刑，我们却要被强迫在这种天气下进行室外劳动超过十二个小时。
不过，在这样的折磨持续了一个多月后，我又看见了那时的那位俄国士兵。他看上去瘦了很多，还是戴着帕帕克帽，正与管理集中营的长官交流着什么。我没有时间多看，便又投入劳作之中。等到天黑，我们被允许休息时，长官把我单独叫了出去。他跟我说：“法尔伽，你去准备准备，明天去鄂木斯克。”
我有些错愕，但是没敢多问。回去之后，我躺在坚硬的床板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鄂木斯克，在遥远的西伯利亚西南，那里离我的家乡又远了一步。我实在没忍住，半夜偷偷抹起了眼泪，我曾经最鄙视哭鼻子，可我那时候忍不住。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回去。我不知道罗莎和雷泽怎么样了，我不知道花园里的矢车菊，它今年开花了吗？
但我还是去了鄂木斯克。没办法，我就像是随海浪浮涌的泡沫，没有选择的权利。
鄂木斯克监狱的生存环境也很艰辛。但是出于对我腿部伤口的考虑，俄国人允许我在春天到来之前好好休养。跟我住在一起的是几个奥地利人，他们都是在加利西亚战役中被俘的可怜人。夜晚时，我们躺在铁质的上下床上，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
“我是在华沙受的伤，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小腿。”我回忆说，“后来俄国人反攻，我跟不上撤退的部队了。”
“…我想念柏林。”我最后说。“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还没成年。”
“看不出来，你已经有家庭了啊。”他们感到惊奇。我笑了笑，向他们解释，没有啊，我还没有娶妻，那是我在福利院里收养的两个孩子。女孩叫罗莎莉亚，男孩叫雷泽。
过了一阵，他们突然问我：“法尔伽，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把我问倒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于是我磕磕绊绊地说：“首先，肯定要对孩子们好…然后…”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张脸，他有着暗金色的眼睛、墨蓝色的头发，漂亮的模样透着一种优雅与忧郁。我被自己的这种想法惊到了，于是我就止住了话题：“哎呀，想这么远干什么。“
闻言，氛围顿时变得有些凝重起来。是啊，想这么远做什么呢？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
“马上就是圣诞节了…”他们中一个年轻人说道。这又是一根伤人的骨刺，狠狠扎在我们的心口，让每个人都变得很难过。
平安夜，我们围在一起。好心的俄国军官给了我们一份比较丰盛的宵夜——八个有些冷掉的热狗和五小瓶伏特加酒。我们聊着柏林，聊着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聊着矢车菊绽放的原野，或是美泉宫与歌剧院的艺术。
不多时，我就被俄国军官单独喊了出去。他上下打量着我：“法尔伽？”
“是的，长官。”我有些忐忑。
“有人给你寄了一点东西。”他将一个墨蓝色的礼盒放到我的手中，礼盒很轻，被一根彩带绑着。我有些恍惚地将礼盒拿了回去，拆开一看，里面放着一条蓝色的法兰绒围巾，它随意且优雅地躺在礼盒的中央，簇拥着一张手写贺卡。我拿起来一看，上面是一行娟秀的字迹，写着：Frohe Weihnachten.
我突然感到一种窒息般的感动。在这异国他乡的监狱，谁会给我寄来圣诞礼物呢？是罗莎嘛？想来应该也寄不到这里来吧。在一众钦羡与好奇的目光中，我将礼盒盖上，只是摇了摇头，我说也许是寄错了吧。
但是法兰绒的围巾太过温暖。夜晚，我躺在床上，囚室的小窗透进来一点夜色的星光。我怀中紧抓着那条围巾，我忽然幻想战争结束，我回到了柏林，罗莎和雷泽更加懂事，我们的生活更幸福，更温馨，就像，就像这条法兰绒围巾一样温暖。
鄂木斯克的春天很快就来了，我的腿也恢复的差不多。听说俄国的前线有了些成果，在喀尔巴阡的争夺中让奥匈吃了不少苦。同监室的几个奥地利人显得很失落，谁也不知道最后究竟会怎么样。也许，他们的家，他们的国，最后都会变得面目全非。
我参加劳动的第二周，又看见了那位俄国士兵。他也注意到了我，于是朝我露出了一个微笑。然后他走过来，把我单独喊到了一边。“法尔伽先生，您好。”他开口，说的是俄语，富有磁性的声音透着一种优雅的语调。
这段时间我也学习了俄语，勉强能和俄国人交流。我规规矩矩地向他弯腰行礼。他笑了笑，盯着我的腿看：“你的伤好一些了吗？”
“好多了。”我有些忐忑，又磕磕巴巴地问，“我该怎么称呼你，长官？”
“克里洛•楚德米洛维奇•菲林斯。”他轻声道。
“你从前线回来了？”
“哦。”菲林斯低下眼睫，轻飘飘地回答我：“我不参加战争了。”
我感到有些惊讶，在这种战线如此吃紧的情况，除非——“你受伤了吗？”
“没有。”他摇了摇头，平静地说道：“去年在罗兹的战争结束之后，我回了一趟莫斯科，之后便去西南方面军支援伊万诺夫将军和布鲁希洛夫将军。局势僵持了整整三个月，我们没能成功进攻布达佩斯。但我收获了我的下属和朋友们的尸首。”
“第一个是阿列克谢，他在喀尔巴阡山复杂的山路上被德奥联军埋伏，四颗子弹打烂了他的面门。”
“第二个是伊万，他死在斯特雷的锡雷特河畔。为了掩护我们撤退，一颗流弹炸掉了他的半个身子。”
“第三个是德米特里，他在守卫佩列梅什利时牺牲，为了不让敌人攻进来，他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
“…最后一个，是叶洛亚。”菲林斯停顿了一下，微微抬起头，似乎在回忆什么。他又平静地说道：“他喜欢鄂木斯克晴朗无比的天空，和要塞城墙外广阔无垠的原野。我们曾在午后享受着温暖的阳光，聊着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啊，虽然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然后，他又淡淡地笑了笑。他的眼睛里流露着平静的悲伤，他和我说：“人生总是这样，有太多无奈。”
“…长官，”我有些语无伦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突然有些抽痛。我仿佛溺毙在了风雪掩埋的忧伤之中。我望见那双暗金色的眼中描摹的废墟，顿时也生出无尽的惆怅。“长官，请节哀。”我最后这么说。
没想到菲林斯却突然笑了出来，他的语气带着玩味，他问我：“可您为什么要安慰我呢？他们都是您的敌人。”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们都是勇敢的英雄。即使是敌对的关系，我也理应献上最崇高的敬意。”然后我又感慨：“而且，他们比我高尚多了啊。他们为国家、为荣誉献上了一切，不像我，这么狼狈。”
闻言，菲林斯没说话，又上下打量着我，看了几秒后，他又问了我一个问题。是和半年前在华沙时一样的问题：“您不想活吗？”优雅清晰的俄语钻进我的脑海，与那句德语重叠在一起，勾起我无数的情丝。
“我…”我只觉得嘴唇有些不受控制地发抖，舌尖传来苦涩的感觉，像是生吞了半根苦瓜。我默默低下头，叹了口气：“当然啊…我还有亲人，他们在柏林等着我回去呢……”
“你呢？长官？”我勉强打起了一点精神，挤出一点笑容。
闻言，菲林斯转过脸去。他盯着一棵正在冒新芽的树看，然后慢吞吞地开口，语气依然没有什么变化：“我就住在这里——鄂木斯克。”
“这儿是属于我的封地。”
“啊，原来你是贵族。”我感到有些惊讶，“我还以为俄国的贵族可以免除兵役。”
“事实上确实如此。”菲林斯道，“不过我那时候也很年轻，不想只披着祖辈遗留下的虚名。我想为国家奉献，我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话语到此就戛然而止，没了下文。然后，他转过脸来，盯着我的眼睛看。语调显得很轻松，仿佛刚才那个忧郁的灵魂不是他。“啊，先生，您真的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像蓝宝石一样呢。”他说。
蓝宝石，这真是一个美妙的赞誉。但事实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看见蓝宝石，所以永远也不能理解这样的称赞。
之后，菲林斯经常来监狱里找我。一来二去，我们也熟悉了很多，他允许我称呼他的名字而不是长官。这也让我逃掉了很多劳作。晚上回到监室时，有人按捺不住好奇心追问我：“那个总是找你的俄国军官，他和你是什么关系啊？”
“还记得我说过我是在华沙被抓的吗？”我边回忆边说，“就是那位菲林斯长官救了我。不然，我现在已经是维斯瓦河旁的一具尸体了呢。”
“他为什么救你？”
“我不知道。”我坦诚地说道。脑海里又浮现出曾经在维斯瓦河吹的河风，以及伊万哥罗德震耳欲聋的炮鸣和冲天的火光。我回想他那时的神情，那时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目光，平静、怜悯且温良。“也许因为他是个好人吧。”我最后只能这样说。
然而前线的战报仍然断断续续，即使处在无比安全的鄂木斯克，每个战俘仍然对自己的家国牵肠挂肚。听说德奥联军重新攻占了利沃夫，又打到了华沙城下。
…啊，华沙城，那片可怕的地狱。
菲林斯有一次问我：“您那时候在华沙，为什么不投降？您不是很想活着吗？”
“是啊，我很想活。但是我也不想当个懦夫，我不能屈辱地抛弃尊严。”我回答他，同时，我也问他：“你呢？你为什么没开枪？”
他并没有立刻回答我，只是抬头，看着晴朗的蔚蓝的天空。他突然来了一句：“因为您的眼睛，真像鄂木斯克的天空啊。”菲林斯又兀自轻笑了一声，在我感到诧异之际，他别开脸，平静地讲述起来：“从我踏上战场的那一刻起，我就发现一切都和幻想中的不一样。我们并不是在创造荣誉，只是为了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杀着谁的父亲、丈夫或孩子。”
“我觉得这没有意义。”
似乎觉得气氛稍微有些凝重，他很快又换了一个话题：“您知道吗？春天到了后，鄂木斯克的原野会开一种叫作蓝钟花的小花，很漂亮。”
“啊，不知道德国有没有。”我挠了挠头，然后又回忆说，“我以前去巴伐利亚的时候，看过成片的啤酒花。”
“啤酒花？您是指用来酿啤酒的那种植物吗？”菲林斯想了想，“我也没见过。”
他那时候也许还想说什么的，可是突然有几个俄国人来找他。于是，菲林斯礼貌地向我致歉，然后离开了。
在那之后，我就有好久不曾见过他了。后来，我才从俄国人口中得知，因为俄国前线兵力短缺，菲林斯不得不再度重返战场。
我顿时生出一阵怪异的难过来。
可我又有什么理由为一个俄国人难过呢？我明明自顾不暇。于是我干脆扔掉这些繁重的想法，只专注于手中的活。但是每每到了夜晚，我又变得难以入眠起来，那条蓝色的法兰绒围巾，它温暖地躺在我的怀中。
我在鄂木斯克监狱度过了整个1915年。圣诞节转眼又到了，可是我不再收到圣诞礼物。菲林斯也依然没有传来任何消息。只偶尔从看守的俄国人那里听到前线的只言片语。
直到1916年的三月，俄国前线又传来不好的消息，那拉奇湖的进攻似乎十分失败。而西线凡尔登的拉锯战，更是一场人间炼狱。我听了这些消息，心里一时百感交集。我为俄国的失败难过，我也为德国的失败难过，我为人类的失败感到难过。
虽然鄂木斯克监狱的生活很艰辛，但我却更加坚定了：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活下去。因为我的命是一个好心的俄国人救下的，因为我一定要把真相与教训带回去，因为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和未来。我要回柏林，我还要，带他去看啤酒花…
“法尔伽。”又有俄国人来找我。这位长官看着我，神情有些复杂。在我一脸疑惑时，他说：“菲林斯长官回来了。”看来他还记得我经常询问菲林斯的事。然后，他又对我说：“他在前线受了伤，不具备作战能力了。两天前他被送回来了。今天上午，他在自己的官邸里试图自尽，幸好被女仆及时发现了。”
我吃了一惊。不等我说什么，对方就又说道：“菲林斯长官说要见你。”
于是，在几个俄国人的护送下，我被送到了菲林斯的官邸。他躺在床上，白色的绷带缠着他的颈部，他看上去更瘦、更疲惫了，看到我，他又露出了一个淡淡的、显得忧伤的笑容来。我盯着他的脖子，注意到我的视线，他解释道：“我想用刀划开脖颈的皮肤，但索科洛娃阻止了我，为了不误伤到她，我只能松手了。”
“啊，亲爱的法尔伽，”他的眼睑有很重的乌痕，像是好久好久没有入眠的骷髅。我只觉得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揪着，疼得我几乎无法呼吸。然而他仍然说着：“我们生在鄂木斯克最澄净的蓝天之下，看着青草野蛮，河流欢快。双头鹰的徽章抓走了我们的灵魂，放在另一副躯壳中，枪林弹雨，血肉模糊。”
“然后，我们会死。”他说，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仿佛藏着泪光。可我仔细再看时，那水痕又消失不见了。他只是有些神经质地念叨着：“我们的手上都沾了人命。上帝不会原谅我们，我们只能去地狱。”
他看上去忧伤的像玻璃，绚烂的阳光透析他的骨缝，描摹出残破的身架。脆弱到，只要一颗石子就能杀了他。
顿时，我只觉得有一股火，从我的血管里沸腾，烧的我的喉咙，我的眼睛，疼的像是刀在剜。我看到那个在华沙救了我的小士兵，他死在了那拉奇湖残酷的绝望之中。于是我悲愤，于是我冲他吼道：
“所以我才要大喊，去他的上帝！我才不在乎死后会去天堂还是地狱，该死的！我只要活。菲林斯，你知道吗，我得回去！你也要回去，我们都要回去。灵魂不会上升或者堕落，死了就是完了！一团没有生机的肉块，什么都没有了！我才不要！”
闻言，菲林斯的神情看上去有些古怪，有些惊讶。过了一会儿，他才又挤出了一点苦涩且矜持的笑容来。然后，他的声音也变轻了很多很多：“但是，哦我是说，您知道的——我们当然可以回去，只是那里已经没有人了。”
“没有人？不！哪里都有人，菲林斯，只是你害怕了，你向死亡的铡刀低下了自己的头颅，只因为太多死掉的灵魂站在了你的头上，把你的脖子压弯了！可头是轻的，只要有风！风会把幽灵带去坟墓里，你就该抬起头来了！人和草没什么两样，阳光，水，只要有这些你就呼吸，你的心脏就在跳！”
他不说话了。只是用那湿润的暗金色的眼睛，凄凉地看着我。过了好一阵子，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摆出贵族的那种体面的笑容来，可怜又美丽，滑稽且苦涩。他最后跟我说：“我回来了，但是他们，永远睡在了那拉奇湖。他们回不来了，法尔伽，我们连他们的尸首都捡不回来了。”
该死的，该死的…我咬着牙，我抓住了他的手臂。他的手臂很纤细，我无法想象他经历了什么。我只觉得浑身急得冒汗，我抓着菲林斯，我说，嘿，你知道嘛，菲林斯，你得活下去，你的命是无数同胞用血换回来的，你不能轻贱它。你不是认为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么？你得活下去，你得把教训与经验大声宣诸于世界，你得活下去。
我捧着他的脸，心中突然生出一种别样的怜惜来。而我最终也只是安慰他说：“嘿，等战争结束，我们去巴伐利亚看啤酒花吧。”
1916年是无比难捱的一年。因为严重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粮食吃紧，就连贵族的吃食都不得不缩紧。我们这些战俘更是陷入了困境。俄国人更加不拿我们当人，运气不好还会被臭骂一顿：“你们这些可恨的日耳曼猪！”可是没办法，我们都还憧憬着回家，再大的屈辱都只能忍耐下来。
我的处境还算好过一些，因为有菲林斯的关系在，他们对我还算客气。菲林斯还是偶尔过来找我，他之前在立陶宛受的伤也在慢慢痊愈着。
不知不觉，又熬到了一年的圣诞节。菲林斯送给了我一个小巧而精致的首饰盒，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颗色泽极佳的蓝宝石。我吓了一跳：“这太贵重了吧。”
“是我以前的收藏。”菲林斯说，“它和你的眼睛是一样的颜色。收下吧。”
我赶紧将宝石小心翼翼地放好。然后又扯了别的话题：“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
而菲林斯闻言，却只是摇了摇头。一个应对问题的黄金答案从他唇齿间吐出：“我不知道。”
后来，一直到沙皇退位。我们的日子都过得相安无事。沙皇签署退位诏书的消息传来时，菲林斯露出了一个十分古怪的表情，有几分欣喜、几分担忧、几分失落和几分不安，我形容不上来。然而他只是装作很从容地对我说：“说不定战争很快可以停止呢。”
这样诚然是好的，不会有更多人牺牲。可我们那时候都太天真，忽略了很多现实情况。总会有人不愿意停止战争的。伴随着克伦斯基攻势的溃败，俄国终于彻底乱作一团，几方人马在东欧平原折腾的天翻地覆。
好在鄂木斯克离得远，没受多少波及。只是在这年的十一月，莫斯科传来了这个世界的奇迹。然后这个赤色的政权大喊着：停战！我们那时候都以为是希望来了。几个奥地利人都快哭出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吗？
但事实是证明，命运它总爱捉弄人。直到1918年都过完了，我们都还没有被释放。鄂木斯克最终甚至变成了白卫军的根据地，与占据着莫斯科的赤色分庭抗礼。
菲林斯并没有拒绝白卫军的进驻，即使鄂木斯克曾经是他的领地。
从莫斯科与圣彼得堡流亡而来的贵妇们在鄂木斯克继续着她们的舞会。菲林斯则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样，被禁锢在富丽堂皇的官邸里。他变得很少外出，更没有机会来找我了。每日的恭维与虚与委蛇占据他的生活，直到那时，我才能切实感受到他是一位真实的贵族。优雅的谈吐与教养远远比亮灿灿的珠宝和金条更有说服力，而菲林斯，他又忧郁的像是莎士比亚笔下的角色了。
少有的几次接触里，他用黯淡的暗金色眼睛看我，又习惯性地露出那种从容不迫的、优雅的微笑。从前我觉得很迷人的，如今看来却只有疲惫。
有一次，他让我陪他沿着一条长满白桦树的小路散步。临到尽头时，菲林斯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法尔伽，我在等，我一直在等。我从1917年等到了现在。我以为自己走出了泥潭，但我却一直在沼泽丛中——啊，我亲爱的法尔伽……”
入秋的时候。我的法兰绒围巾被偷了。可能是哪个可怜人实在太冷了吧。
白卫军在与布尔什维克的争斗中节节败退。等到1919年十一月的时候，他们终于来到了鄂木斯克附近。贵族们慌忙地卷袭财产准备逃亡。菲林斯反倒一点也不急，他又一次来找了我。
“法尔伽，你马上就要自由了。”他对我说，“听说布尔什维克党对战俘的政策宽松，说不定你很快就能回到德国去…”
啊，德国。我的家乡，虽然她已经成为战争的失败者，虽然她已经满目疮痍。可我还是那样怀恋她。罗莎现在怎么样了？雷泽长多高了？花园里的矢车菊，它今年还在开花吗？我默默吞咽下这些酸涩，只是抬眸看着菲林斯。
“克里洛，”我喊他的名字，“你打算怎么办？”
“啊，高尔察克说要带着我们往东跑，带着他从喀山运来的黄金。”菲林斯笑了笑，“很无聊对吧。”
“但我不打算走。鄂木斯克是我的家，这里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长大的地方。我哪里也不会去。”
菲林斯最后确实没有逃走。
当我们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后，我第一时间就发了疯地去找他。我的心揪的很紧很紧。最后终于在一个布尔什维克口中得知：克里洛•楚德米洛维奇•菲林斯，他因反革命罪和叛国罪，几日后将被处决。
他死的前一天晚上，我前去探望了他。他形销骨立，如同一枝干瘪的树枝。黯淡的暗金色眼睛底下布满阴影，像是有光从头顶照下来。他穿着很简陋，在鄂木斯克寒冷的冬天显得格外单薄。
“我明天就会死了。”菲林斯淡淡地开口。语气就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真不好。
“他们说我会死在鄂木斯克最荒凉的原野上。那里只有雪，冰面下是沉睡的鱼。”
菲林斯又抬眸看着我笑：“你不要追过来看了。都是血，一定很难看。”
我一时只觉得如鲠在喉，苦水从我的胃里翻涌，酝酿着悲伤与不甘。我想说，不会的，你那么漂亮，你一直很漂亮。我又想尖叫着大喊，菲林斯，我们逃吧！逃到月亮上去！把死亡和忧伤全都甩在身后吧！
可是，可是。我默默将酸涩咽下。
我还想回柏林。
菲林斯不说话了。他转头去看囚室的小窗，外面在飘着小雪。雪落在窗上，化成细细的眼泪，洇湿了一整面墙壁。
过了好久好久，他才又轻轻地说：“我也好想去巴伐利亚，看成熟的啤酒花，也想在柏林的花园，种下小巧可爱的蓝钟花…”
“我也想…”他呢喃着，话语说了一半又彻底止住。他最后只是看着我，轻轻地笑了笑。
第二天他就死了。刑场选在一片空阔的雪地上，血落在纯白之上，开出了极为绚丽的花朵，野蛮又沉重。他拒绝了蒙眼的布，只是向行刑官要了一根蜡烛，然后，他盯着那被风吹的摇摇晃晃的火苗，等了十分钟左右。一阵风雪扑灭了脆弱的火光，他叹了口气，什么都没来得及说，枪就响了。
行刑队带回了他的遗骸，还有半根未烧完的蜡烛。他们将他埋在了鄂木斯克郊外的坟茔中。春天到了，土地上开出了小小的西伯利亚蓝钟花，风吹着我，绿叶新芽的簇拥将我推出了俄国的冰凉。
办完应有的手续后，我坐上了离开俄国的火车。到这时候，我已经离开我的家乡整整六年了。
最后一次，我用粗糙的手指打开了那个首饰盒，里面装着一颗与我眼睛同一颜色的蓝宝石。又有飘渺的风吹过我的耳畔，我望向列车之外纯白的悲剧，隐隐约约听见了他的轻笑与叹息。
恍惚之间，我又沉溺在泪水充盈的灾厄之中了。因为我在鄂木斯克亲眼看见克里洛吊在笼子里，孩子们问他：你要什么，克里洛？他回答道：我要死。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