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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gen große Vorzüge eines andern gibt es kein Rettungsmittel als die Liebe.
对于别人远远超越自己之处除了爱别无良药。
歌德 《亲和力》

马克斯·布洛德打开书房的门时候，已经死去四十四年的朋友正坐在他的书桌上。他双腿交叠，双手交握，脸上挂着熟悉的（或许，该说陌生的？）淡淡的微笑，面容没有重病时的憔悴。月光落在他的脸庞上，这月光同样照亮了窗外深蓝然而晴朗的夜色。他身上的衣物却像是被雨淋过一般，溅上了深色的湿迹。他想必从很远的地方来，也许动身时那个地方正好在下雨，远方雨水的痕迹也因此被带进了这间书房。

他说：“你来了。”

布洛德把椅子拉到书桌对面。他们四目相对，他要微微仰视。他坐下的时候，觉得身体非常沉重。

“你看过报纸了吗？这么久不见，你肯定认不出布拉格了，”他想起照片上故乡今非昔比的情状，心里不是滋味，“几个月之前，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街上……建筑拆过重建，路牌换了新的，以前的痕迹全被抹消了。属于旧时代的布拉格已经无影无踪，哈布斯堡的布拉格被捷克人的布拉格取代，捷克人的变成纳粹的，现在又要被苏联人的布拉格取代了。”

他的朋友和以前一样，静静地听着。他搜寻着卡夫卡的目光，搜寻着其中存在的一丝触动或者悲哀的痕迹。但是他的神色没有任何变化，就好像这是在说什么遥远的地方的天气，多云转晴、晴转小雨的播报。

“你的书架上有我的书。”说出这句话时，他的语调同样是平静的，其中没有太多兴趣，也没有指责。

“是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家书店里没有你的书。我对你的判断比你自己的判断更准确，”布洛德挥了挥手，“抽屉里还有数不清的读者来信，有些很好，有些则完全是浅薄的谬论。你要看看吗？”

“不用了。”他说。

他拿起桌上的书，摇了摇头。

“何必费这种功夫呢？过去的事情应该让它过去。”

“你认为我有可能不会发表你的作品？你把焚烧手稿的任务交给我的时候，难道真的觉得我会什么都不想地照做？”

他偏过头，说道：“你要发表，我并不感到意外。但我不会去猜疑你的想法。况且，马克斯，你要知道，除了你之外，我没有别的选择。”

“你从一开始就不该托付于我！学者也好，评论家也罢，他们对我不仅不感激，而且还专门挑我的错处：我对你的阐释是信口开河，作为外行，我对你的作品的编辑不堪入目，破坏了原意。换句话说吧，我没有资格做你的遗嘱执行人。”

“我一直在想，我们之间的一切会不会都是虚假的？我是不是真的了解你？”他问，语气里不乏尖锐和苦涩，“我错了吗？而且是一错到底？”

回应他的是沉默，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对和错的的标准只存在于内心当中，只有自己可以评判。布洛德从来不是计较得失、苦心思虑的人。他做了他必须做的，没有别的选择，仅此而已。

走进卡夫卡的房间时，他发现屋里新近打扫过。窗台擦过一遍，木头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但是管家搬开椅子、扫走灰尘之后，忘记将它归还原位，于是这张无主的椅子被放在一旁，孤零零地斜靠着书桌。他将它摆正，房间又回到了他记忆中的样貌。

布洛德站在书桌之前。书桌正对着窗户，窗户正对着静静流淌的河流。

他已经翻过废纸篓，搜索过所有地方，每一个角落，能够找到的、写了字的纸张都在他的面前了。他走访过每一个熟人，甚至在和卡夫卡有过一面之缘的人的访客簿上找到了他的题字。只有信件他没有要回来。得到许可之后，他将能拿到的信眷抄一遍，和日记的选段放在一起。他在这间很久无人住过的房间里踱步，他相信弗朗茨仍然存在在这里，存在于日记本，存在于信件，存在于手稿中。

但是他已经死了。

所以需要书本！需要确实的证据！他存在过的印记，不，他的存在本身藉此藏隐在印刷出的句段中，如同流动的油墨被封存在书页之上。

接到死讯时，他并不感到意外，反而觉得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那是六月三日，葬礼定于一周之后。他写了讣告，然后在追悼活动上为死者致辞。礼堂中座无虚席。奇怪的是，看着观众席上的一张张面孔，他产生了做一件经过无数次排练的事的平静感。他致辞的时候总感觉这不是朋友的葬礼，而好像是朋友的颁奖仪式似的。不管参加哪一样，他都会说同样的话。

那之后，他去了卡夫卡家。他们在多年以前就曾约定过，如果任意一方死去，另一个人要负责接手处理对方的遗物。所以，在拉开抽屉之前，他就知道会有一封留给他的遗嘱存在。但是当他看到它躺在这里时，还是如遭雷击。它必然存在，无论当时是放在第一层抽屉，第二层抽屉，还是桌面上。不管他是先打开第二层抽屉还是第一层抽屉，他都会找到它。遗嘱在两年前写成，信封上有他的名字，没有地址。作为不可违抗的律令，它所宣布的是两件事情：一，他用朋友的性命换来了他想要的全权接管作品的资格，二，他被永永远远地束缚在这一责任的债务之中。

他接受了这个责任。然而，光有一份遗嘱不够，他需要公证，需要来自卡夫卡家人的正式的委托。

全家人都来了。他的父亲赫尔曼坐在正中间，旁边是母亲朱莉。他的家人同意把出版以及管理手稿的事务全权交由他来处理，他们读过了委托书的内容，其中没有什么值得辩驳之处。最后需要的只是走一趟签字盖章的程序。

布洛德知道赫尔曼·卡夫卡讨厌他，但尽管如此，这次见面也没有引起太多的不愉快。朱莉请他一起坐一会儿；艾莉和瓦莉问候了他的近况；他和最小的妹妹奥特拉聊得最久。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小女孩，现在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剩下他一个人之后，他将这份遗嘱重读一遍：已经出版的书籍不需要加印。你要看我的东西，我不反对，但是除此之外，我写下的一切东西（无论是以手稿还是书信形式存在）应该被不经阅读地尽数焚毁。作为未来的出版者，他的权威矛盾地建立在一份要求他焚烧书稿，剥夺他对作品加以编辑的权力的遗嘱上。

他不可能焚烧书稿，他不能再杀死朋友一次。但是出版也没有那么容易。余下的短篇大多数是没有写完的断章，而三部长篇，尽管相对完整，也给人一种尚有缺憾的印象。

他从《审判》开始着手。《审判》的手稿相当混乱，章节没有排序，一些他认为可以留下的段落被划掉，另一些地方则需要大量的整理拼贴。布洛德发现他在啃他的指甲，于是他摘下眼镜，深吸了一口气。手稿静静地躺在书桌上，交由他为所欲为。

他的朋友会说：不，不够好。这种东西不能出版。光是想到要寄给出版商看这种东西就恨不得在地上挖个洞然后钻进去。他想象着朋友说话时的语调神态，但这想象随着时间推移开始变得模糊，变得越来越不可靠。然而他深知这部作品是不可否认的天才之作，一旦出版，一定会给他的朋友带来不朽的功名……他是对的，他一直是。

朋友死后，他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死亡带来的空洞。布洛德相信朋友一切评判的正确性，除了对自己的作品过低的评价之外。他要在这一件事情上证实他的错误，将其纠正过来。他试图通过纠正这个错误来纠正死亡，就好像卡夫卡是因为拒绝外人的目光，拒绝让人阅读他的作品，所以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如果扯下他的这道用于保卫自我的帘子，他是否就能重新看见弗朗茨？他希望这个世界能够理解他看他的朋友的方式，如果所有人都能这样去看，那么他记忆中的弗朗茨就会得以留存。这是一种重新的创造，绝对的不朽。

他和很多人聊过。家人、恋人、共同的朋友。虽然在谈论着同一个人，但是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记忆，有着不同的见解。这样看来，就算把灵魂装在瓶子里加以分析，也不能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因为灵魂是在被他人观察之后才有了形体的，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形象与进行观察的人自身有关。在整理朋友的生平资料，为他立书作传时，他成为了他的讲述者，他所记下的，是仅仅透过他的目光才能看见的，唯独属于他一个人的弗朗茨。尽管如此，他在谈话中渐渐意识到，即使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之后，他了解的也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多。

弗朗茨最早写过的几封信由奥斯卡·波拉克的遗孀代为保管。高中同学告诉他，波拉克和卡夫卡之间有过通信往来，他对此一无所知——在高中时代，他们根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而且弗朗茨瞒着他的事情很多，如果他还活着，有些事情他永远也不会说出来。

那时，弗朗茨用的是工整的花体字，而且整封信用一种可以说是新奇的、有些幼稚和卖弄的口吻写成。他能够想象弗朗茨如何打着手电筒，在房间里偷偷将这些热情洋溢的话语付诸笔端。他必须苦苦恳求卡夫卡，几乎是逼迫他，他才会展示出手稿的一部分，而他竟然在这些信里主动把作品寄给同学，请求对方的评判。

重新抄写的过程相当于用自己的声音取代对方的声音。弗朗茨中学时期的花体字和他自己的字体并列在一起，一个写在已经变脆变薄的旧纸上，一个写在雪白的新纸上，如同隔河相望。有些段落他实在无法忍受，于是他抹除掉这些文字，不让它们在自己的笔下嘲弄似地永远保存下来。

那天晚上他梦到了弗朗茨，他问：我们的友情也是谎言吗？

他们手拉手走在一片海里，卡夫卡说：我一直想再看一看海。不过有时在离陆地很远的地方，我会害怕自己会不会突然忘记了游泳。因为我记得不会游泳的感受，所以当我突然想起不会游泳的过去的时候，即使学会了游泳，那一瞬间也会突然忘记控制四肢的方式。

当时海浪很大，他勉力跟上朋友的步伐。卡夫卡（也许出于教育的目的）喜欢在危急时刻放任别人不管，在游泳的时候是这样，在划船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会摆出爱莫能助的样子，意思是：你自己想办法吧。他们已经走到了水的深处，激流让人很难站稳。他惊慌地喊道：弗朗茨，等等。但是对方只是微笑着说：你会没事的。他梦见对方放开了手，在浪潮的冲刷拍打之中消失不见。

五月十一日，他接到多拉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如果您还想见他最后一面的话请速来。”

几个月之前，卡夫卡出现了咽部疼痛、声音嘶哑的症状。在维也纳的专科医院里，医生做出了最后的判决：喉头水肿，后壁有浸润，声带发炎，肺结核已经扩散。喉镜的结果是喉结核。他无法忍受与其他病人共处一室的环境，于是转移到位于基尔林村的疗养院。他认识的人四处求人引荐，找来最好的肺病医生为他诊疗。他厌恶医院，不愿打针吃药，坚持顽抗到最后一刻。但是现在死亡的可能性严峻地摆在面前，具象成不退的高烧，剧痛和强制性的卧床。发烧时，他流下了眼泪。他愿意接受手术。

他在乎尊严，脆弱、时刻需要照看、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的状态对他而言是不可接受的。然而不止是尊严，现如今他最该恐惧的应该是失去生命。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求过生存。

布洛德接到电话之后立刻坐车来到维也纳。那是一个星期天。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专门为了探望卡夫卡而跑这么一趟。他说，他是来维也纳开会时顺路过来看看他。一个谎言，然而他没有心思再想一个更好的借口。他不能让病人意识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一旦察觉到希望已尽，即便不是完全消除，也会减弱病人求生的意志，他不能这么做。他在维也纳和基尔林之间来来回回坐了四次车，一步没有离开过疗养院和车站。

那天阳光很好，正值春日与夏日的边界暧昧地交融在一起的时节。他的病房在二楼，单人间，四壁漆刷成温和的白色。窗台上摆着芍药，他很喜欢这些花朵。多拉负责照顾它们，他会请求她把这些花放得离他近一些。阳台朝向南面，透过窗户能看见葡萄园，溪流，还有玫瑰盛开的景况。弗朗茨见到他很高兴，布洛德只能迫使自己装出谈话的兴致。他凝视着朋友消瘦的侧脸。

“你在听我说话吗？”弗朗茨有点埋怨地问。

“对不起。”他说。

“我之前梦到你了，你在梦里也耐心地等着我，我很高兴。”

他在想，将死之人看上去是这样的吗？不对，这绝无可能。

弗朗茨咳嗽得很厉害。他的咽痛愈发严重，无论是咳嗽、喝水还是进食都如同刀割。他在夜里要靠镇定剂才能入睡，在喉咙发炎处注射酒精的麻醉效果也越来越弱。声嘶的症状开始时较轻，后来逐渐加重，有段时间他已经完全说不出话，只能通过纸笔交流。尽管病得很重，他仍然挂念着短篇集出版的事宜。

今天他在发烧，但是精神显得很好。布洛德握住了他的手，感受着比平时更高的体温。

“印刷排版的事情，我已经帮你问过了。”

“嗯。前几天出版社寄来了校对稿，我还没有看完。”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抱歉，我太容易累了。”

“那就把眼睛闭上吧。”

“那样就看不到你了。”

“我不会走的。”

“夏天要到了，”他不敢松开这只手，“我们还要再去一次南方。只要你......”

“好起来，”——活下去，但这个词不是只能让人联想到它的反面吗——他说，“求你。”

会客时间结束了。

他在疗养院呆了两天。他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向上天祈祷。罪人也有不能被夺走的，神也应该尊重的东西，因为将其剥夺意味着彻底的堕落。无论再怎么欺骗自己，他知道一切只是时间问题。神啊，不能这样残忍，就算这是命运，他也拒绝接受。

艾尔莎牵着他的手。当时是晚上九点，火车站里人头攒动，嘈杂得令人头晕目眩，人海中闪过一张张迷失了方向，正在四处张望的脸。月台上点着白炽灯，刺目的灯光照亮了钢制的车身。一时间，车轮摩擦铁轨的尖啸、列车员的哨声与临别的汽笛声混合在一起。在这片声音的齐奏协鸣中，黑压压的人群挤向打开的车门，像争抢着钻进洞里的一大窝老鼠。

那天，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正在柏林与希特勒谈判。上车前的最后一刻，站台上仍在流传着各种不确切的消息。有人说德军已到斯洛伐克，有人说军队已经占领了东南边境。没有人相信布拉格会沦陷。一种模糊的信念留存下来：谈判期间不可能发生进一步的军事冲突。

艾尔莎依偎在他的身旁。这个女人，这个与他结婚二十年的女人，她为了他的风流韵事闹过很多次，关系一度无以为继。他一直觉得艾尔莎太软弱，太依赖他，而正如她所说，他不适合做一个丈夫，但是他无法下定决心分手，一个或许对他们来说都更好的决定。艾尔莎的眼眶是红的，看上去马上会哭出来。在这样的境况中，她却展示出了他没有预料到的坚强与决心。她领着他走向站台，他麻木地跟着她，离开这个被他称作故乡、如果现在不走那么很快也将成为他的坟场的地方。

火车向空中喷出团团蒸气。他们提着手提箱，人多到脚下没有放箱子的地方，不方便和送行的人拥抱。收拾行李时，他们最初还按照物品的重要程度排序：衣物、证件、食品、金钱……但是到了最后，面对着这个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他们仿佛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压倒，开始自暴自弃地看到什么就往箱子里面塞什么。

站在站台上，他感到过往人生的一切被压缩在手提箱方寸的空间内。其中一箱装的是弗朗茨的手稿。

一只手提箱。轻。便于携带。几千封书简，几千页手稿，十二本日记，再加上大学里的简笔画。八千克，一个人的灵魂的重量。如果弗朗茨不死，那么他无法将他折叠装进手提箱里带走；如果弗朗茨不死，那么他无法拥有对这个人绝对的解释权；如果弗朗茨不死，那么他无法完全地属于他。今天这只手提箱被他拎在手里，将要随他离开，到世界的另一端。

登上火车之后，他们最后一次向站在月台上的朋友，向弗朗茨的妹妹和侄女挥手作别。他和艾尔莎面对面坐在靠窗的位置。他将那只箱子放在膝上。火车开动了，铁路途经布拉格的城区。火车缓缓驶过列车员点着灯的欹斜的小屋，分岔路上，铁轨朝着各个方向延伸。窗外能看见车站的矮墙和树篱，然后是连绵不断的城市的灯火。驶入乡下之后，便不见浮动的灯光了，只有如同礁石入海那般沉进这夜色的宽阔的田野与山石。

他不愿意离开的故乡就在身后。这是离开捷克的最后一班列车。

凌晨，边境已被占领，车上站着一位全副武装、带着袖章和钢盔的相貌英俊的士兵。然而德军没有接到动手的指令，在边境一反常态地不经检查便招手让所有人通过。他们离开了俄斯特拉发，国境线的那边就是波兰。越过了国境线，仍然可以依稀望见摩拉维亚乡村的景色，故国幽灵般的残影。第二天早上，德国军队占领了捷克。希特勒宣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成立。

一切都过去了。她在哭，他发现他也在。

在大学时代，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崇拜是如何产生的？

一个可能的解释：崇拜源自对生命的困惑，源自对一个支配自己却又无法触摸其形体的存在的敬畏。

他的朋友提出的问题却没有那么容易回答。

土地测量员K到底是为何受诏来到城堡下的山村？他得出的结论是，K寻求的是神的恩典。不过与其说是K在寻找神恩，不如说是得出这个结论的解读者在寻找神恩。

如果有人问他，他为什么选择违抗遗嘱上的指令，他会回答：我的朋友是圣人，是当今现实的预言者，我需要与这个世界分享他的看法。他选择跪在朋友面前，表演故作虔诚的信徒。这是他选择的姿态。

他把朋友塑造成圣人，塑造成一座会原谅他的一切的圣像。因为弗朗茨永远会从他的动机里找出最好的那个，会为他做出最多的辩护，他必须这样写他，他必须相信朋友能从自己的背叛中看出忠诚。

卡夫卡读了他写的书评和文论，读到一半时，他突然笑了起来。

“你真的觉得我是圣人吗？哦，不仅是圣人，还是我们时代的洞悉一切的预言家！”他笑得快喘不上来气，“比你之前写的我是德语文坛最伟大的作家还要过分！我怎么从来没有发现你有如此令人惊异的想象力？”

“那是因为你死了，丢下我一个人。你想让我写什么？你是一个总是迟到的无情的混蛋？”

“对不起，”他一边笑，一边抹掉笑出来的眼泪，“好吧，你写吧，我不阻止你。”

“在我的记忆里，你一直像这样，不会改变。”

“其它的一切都变了，”他说，“你知道吗，我的妻子，我的弟弟，你的妹妹，你的侄儿，我们的朋友，他们都已经死了。我想至少你死在了一个更好一点的时候。我老了，我已经无处可去。”

他活得太久了。他是一个失败者，尘埃已经落定，没有反抗的余地。他自己不会作为作家被人所知，他接受这一命运。

“或许我是嫉妒你的吧，也嫉妒那些自称比我更懂你的人。但我没什么可后悔的，就算你不原谅我也一样，”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会再见到你的，我对其余任何事情都没有如此确信。你让我等得可真久，不过你总是迟来，你一贯如此，我是知道的。”

“你要原谅我的时间观念，马克斯，人死了之后时间无穷无尽。而且，我喜欢等待的感觉，有所期盼的时刻让我觉得我的存在还有一点意义。让你等了这么久，真是抱歉。”

“我们走吧。”

卡夫卡对他伸出手。他握住了。